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,长期以来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

栏目:环球视野   发布时间:2020-12-05 08:38:57 

本文摘要:长期以来,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,普遍认为,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,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“不抵抗”命令,张学良只是“忍痛”执行命令,当了“替罪羔羊”。此处的“张副司令”即为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,“中正”自然就是蒋介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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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又到了九一八纪念日,事件发生时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牢牢的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但是关于这个“不抵抗政策”的命令的究竟是谁发出的,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论,如今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,关于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,这背后究竟有一段怎样的过往呢?

真假难辨的《铣电》

 

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 真正下命令的竟然是他  今天又到了九一八纪念日,事件发生时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牢牢的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但是关于这个“不抵抗政策”的命令的究竟是谁发出的,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论,如今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,关于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,这背后究竟有一段怎样的过往呢?  真假难辨的《铣电》  长期以来,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,普遍认为,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,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“不抵抗”命令,张学良只是“忍痛”执行命令,当了“替罪羔羊”。  主要证据就是《铣电》,“北平。张副司令钧鉴。绝密。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,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 中正。”  此处的“张副司令”即为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,“中正”自然就是蒋介石了。据称,这一封被称为《铣电》的电文,是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对张学良发布的命令,要求其对日不抵抗。  蒋介石向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似乎符合其对日政策的基本逻辑。1928年5月3日,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“济南惨案”,屠杀中国军民逾万人。面对日军的挑衅,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,“禁止冲突,各军立回原地”,“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,以促国人觉悟,而博世界同情,再图对付”。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,蒋介石下令留下两团驻守济南,其余部队绕城而过,继续北伐。  另外,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,和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在回忆录中证实《铣电》的存在。  洪钫在回忆中说,“蒋介石于8月16日,曾有一《铣电》致张学良谓: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张学良曾将这个《铣电》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,一体遵守。”  赵镇藩则说,“……蒋指示暂不抵抗,准备好了再干,一切事先外交解决。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,遇事要退让,军事上要避免冲突,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。”“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《铣电》(八月十六日),主要内容是:采取不抵抗政策,竭力退让,避免冲突,千万不要‘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,希转饬遵照执行’等语。”  但是这些指证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,当目前为止,这封神秘的《铣电》,始终没有出现于世间。有学者遍寻两岸文献档案,连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《蒋中正总统档案》,都不见此电影踪。张学良曾言,“终有一日将此事表白于天下的机会”。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早已过世,张学良也早脱离了软禁生涯,定居美国。可这封密电依然未见踪影——这就意味着,蒋介石的“不抵抗”命令,缺乏直接证据。  作为当事人之一,张学良的说法更是耐人寻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张学良表示“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,而被蒙上不抵抗的罪名,代蒋受过。”在西安事变时又称:‘九一八’发生後,我就主张抗日,蒋的命令不许抗日。”,“我将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,向全国公布!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!”  可到了晚年,张学良却一再否定“不抵抗”命令与蒋介石的关系。《张学良世纪传奇(口述实录)》中,张学良对询问此事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,“瞎说,瞎说,没有这事情。我这个人说话,咱得正经说话,这种事情,我不能诿过于他人。这是事实。”“我要声明的,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。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,是我自个儿的事情,是我的责任。”  如此前后矛盾,更令人对《铣电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  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命令倒是证据确凿  事实上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,张学良倒是向东北军发出了密令《鱼电》,命令部属不得抵抗日军进攻。  1931年9月6日,张学良以《鱼电》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,称:  “辽宁政委会藏(式毅)代主席、边署荣(臻)参谋长鉴,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,应付一切,亟宜力求稳慎。对于日人,无论其如何寻事,我方务当万方容忍,不可与之反抗,致酿事端。即希迅速密令各属,切实遵照注意为要。张学良鱼子秘印。”  仅仅下令“不抵抗”倒也罢了,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北大营“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”,“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?实告君,吾早已令我部士兵,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,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。昨晚(即十八日晚)十时许,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,开枪相击,我军本未武装,自无抵抗,当被击毙三人。……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,又未宣告开战,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,令人不解,仍望国民冷静隐忍,勿生枝节。”这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,张学良接受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访问时所言。  9月19日下午,张学良接受《盛京日报》记者访问时又说:“昨夜接到沈电,惊悉中日冲突事件。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,亦无开战之理由,已经电沈,严饬其绝对不抵抗,尽任日军所为。”  9月20日晚,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,“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,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,中国军警不得抗拒,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。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,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,不得作报复行动,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,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。”  甚至到晚年,张学良依然不后悔当初采取的“不抵抗”主义。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”的对日政策,“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,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”,“这日本小兵在街上,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,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,故意挑衅。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,你来划火柴,老子就捅你一刀。但我下令,绝对不许反抗,任你捣蛋,老子就是不反抗,你再捣蛋、找借口,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,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。”“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,他捣了许多年了,捣了多少次了,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。”  蒋介石默许“不抵抗”主义难逃罪咎  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,尽管是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也并不能因此减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罪责。  事实上,蒋介石对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。  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社会各界和各团体纷纷发表抗日通电,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。  9月20日,北京大学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,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  当日,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,在得知事变消息后,立即对外发表了《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》,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!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!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!打倒一切帝国主义!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!”  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于当天发表声明,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东北。  一些国民党将领也致电蒋介石和张学良,表示愿意率部抗日,宁为战死鬼,不做亡国奴”。  对于日本的野心,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,他在日记中写道,“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,内部分裂时,而来侵我东省矣。”  他又是怎么应对的呢?  9月21日,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委员会议,商讨对日策略,蒋介石提出,“此时唯有诉诸公理,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,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……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,忍让至于相当程度,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。”  会议最终通过决定。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,在外交上“诉诸公理”,乞求国联制止日本。  9月22日,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,要求全国民众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,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”。  9月22日,蒋介石致电张学良,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,以防“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”。  由此可见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蒋介石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联,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准备和军事对抗,也没有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日军侵略,以至于日军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东北三省攻陷。  “不抵抗”政策连国民党内部人士都看不过去了。军统头子戴笠当时就提出:“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,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,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。”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:“所谓不抵抗者,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,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,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。民族主义,国民精神丧失已尽,安怪异族之长驱,如入无人之境也。”  虽然在对日军采取“不抵抗”政策,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剿灭在江西等地发展的中共和红军方面,依然是不遗余力——1932年12月,刚刚与日军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的蒋介石,就集中了40万兵力,对江西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。

 

长期以来,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,普遍认为,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,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“不抵抗”命令,张学良只是“忍痛”执行命令,当了“替罪羔羊”。

主要证据就是《铣电》,“北平。张副司令钧鉴。绝密。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,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 中正。”

此处的“张副司令”即为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,“中正”自然就是蒋介石了。据称,这一封被称为《铣电》的电文,是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对张学良发布的命令,要求其对日不抵抗。

蒋介石向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似乎符合其对日政策的基本逻辑。1928年5月3日,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“济南惨案”,屠杀中国军民逾万人。面对日军的挑衅,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,“禁止冲突,各军立回原地”,“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,以促国人觉悟,而博世界同情,再图对付”。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,蒋介石下令留下两团驻守济南,其余部队绕城而过,继续北伐。

另外,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,和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在回忆录中证实《铣电》的存在。

洪钫在回忆中说,“蒋介石于8月16日,曾有一《铣电》致张学良谓: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张学良曾将这个《铣电》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,一体遵守。”

赵镇藩则说,“……蒋指示暂不抵抗,准备好了再干,一切事先外交解决。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,遇事要退让,军事上要避免冲突,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。”“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《铣电》(八月十六日),主要内容是:采取不抵抗政策,竭力退让,避免冲突,千万不要‘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,希转饬遵照执行’等语。”

但是这些指证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,当目前为止,这封神秘的《铣电》,始终没有出现于世间。有学者遍寻两岸文献档案,连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《蒋中正总统档案》,都不见此电影踪。张学良曾言,“终有一日将此事表白于天下的机会”。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早已过世,张学良也早脱离了软禁生涯,定居美国。可这封密电依然未见踪影——这就意味着,蒋介石的“不抵抗”命令,缺乏直接证据。

作为当事人之一,张学良的说法更是耐人寻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张学良表示“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,而被蒙上不抵抗的罪名,代蒋受过。”在西安事变时又称:‘九一八’发生後,我就主张抗日,蒋的命令不许抗日。”,“我将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,向全国公布!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!”

可到了晚年,张学良却一再否定“不抵抗”命令与蒋介石的关系。《张学良世纪传奇(口述实录)》中,张学良对询问此事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,“瞎说,瞎说,没有这事情。我这个人说话,咱得正经说话,这种事情,我不能诿过于他人。这是事实。”“我要声明的,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。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,是我自个儿的事情,是我的责任。”

如此前后矛盾,更令人对《铣电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

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命令倒是证据确凿

 

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 真正下命令的竟然是他  今天又到了九一八纪念日,事件发生时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牢牢的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但是关于这个“不抵抗政策”的命令的究竟是谁发出的,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论,如今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,关于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,这背后究竟有一段怎样的过往呢?  真假难辨的《铣电》  长期以来,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,普遍认为,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,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“不抵抗”命令,张学良只是“忍痛”执行命令,当了“替罪羔羊”。  主要证据就是《铣电》,“北平。张副司令钧鉴。绝密。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,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 中正。”  此处的“张副司令”即为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,“中正”自然就是蒋介石了。据称,这一封被称为《铣电》的电文,是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对张学良发布的命令,要求其对日不抵抗。  蒋介石向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似乎符合其对日政策的基本逻辑。1928年5月3日,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“济南惨案”,屠杀中国军民逾万人。面对日军的挑衅,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,“禁止冲突,各军立回原地”,“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,以促国人觉悟,而博世界同情,再图对付”。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,蒋介石下令留下两团驻守济南,其余部队绕城而过,继续北伐。  另外,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,和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在回忆录中证实《铣电》的存在。  洪钫在回忆中说,“蒋介石于8月16日,曾有一《铣电》致张学良谓: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张学良曾将这个《铣电》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,一体遵守。”  赵镇藩则说,“……蒋指示暂不抵抗,准备好了再干,一切事先外交解决。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,遇事要退让,军事上要避免冲突,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。”“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《铣电》(八月十六日),主要内容是:采取不抵抗政策,竭力退让,避免冲突,千万不要‘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,希转饬遵照执行’等语。”  但是这些指证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,当目前为止,这封神秘的《铣电》,始终没有出现于世间。有学者遍寻两岸文献档案,连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《蒋中正总统档案》,都不见此电影踪。张学良曾言,“终有一日将此事表白于天下的机会”。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早已过世,张学良也早脱离了软禁生涯,定居美国。可这封密电依然未见踪影——这就意味着,蒋介石的“不抵抗”命令,缺乏直接证据。  作为当事人之一,张学良的说法更是耐人寻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张学良表示“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,而被蒙上不抵抗的罪名,代蒋受过。”在西安事变时又称:‘九一八’发生後,我就主张抗日,蒋的命令不许抗日。”,“我将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,向全国公布!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!”  可到了晚年,张学良却一再否定“不抵抗”命令与蒋介石的关系。《张学良世纪传奇(口述实录)》中,张学良对询问此事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,“瞎说,瞎说,没有这事情。我这个人说话,咱得正经说话,这种事情,我不能诿过于他人。这是事实。”“我要声明的,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。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,是我自个儿的事情,是我的责任。”  如此前后矛盾,更令人对《铣电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  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命令倒是证据确凿  事实上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,张学良倒是向东北军发出了密令《鱼电》,命令部属不得抵抗日军进攻。  1931年9月6日,张学良以《鱼电》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,称:  “辽宁政委会藏(式毅)代主席、边署荣(臻)参谋长鉴,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,应付一切,亟宜力求稳慎。对于日人,无论其如何寻事,我方务当万方容忍,不可与之反抗,致酿事端。即希迅速密令各属,切实遵照注意为要。张学良鱼子秘印。”  仅仅下令“不抵抗”倒也罢了,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北大营“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”,“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?实告君,吾早已令我部士兵,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,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。昨晚(即十八日晚)十时许,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,开枪相击,我军本未武装,自无抵抗,当被击毙三人。……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,又未宣告开战,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,令人不解,仍望国民冷静隐忍,勿生枝节。”这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,张学良接受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访问时所言。  9月19日下午,张学良接受《盛京日报》记者访问时又说:“昨夜接到沈电,惊悉中日冲突事件。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,亦无开战之理由,已经电沈,严饬其绝对不抵抗,尽任日军所为。”  9月20日晚,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,“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,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,中国军警不得抗拒,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。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,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,不得作报复行动,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,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。”  甚至到晚年,张学良依然不后悔当初采取的“不抵抗”主义。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”的对日政策,“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,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”,“这日本小兵在街上,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,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,故意挑衅。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,你来划火柴,老子就捅你一刀。但我下令,绝对不许反抗,任你捣蛋,老子就是不反抗,你再捣蛋、找借口,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,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。”“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,他捣了许多年了,捣了多少次了,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。”  蒋介石默许“不抵抗”主义难逃罪咎  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,尽管是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也并不能因此减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罪责。  事实上,蒋介石对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。  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社会各界和各团体纷纷发表抗日通电,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。  9月20日,北京大学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,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  当日,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,在得知事变消息后,立即对外发表了《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》,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!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!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!打倒一切帝国主义!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!”  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于当天发表声明,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东北。  一些国民党将领也致电蒋介石和张学良,表示愿意率部抗日,宁为战死鬼,不做亡国奴”。  对于日本的野心,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,他在日记中写道,“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,内部分裂时,而来侵我东省矣。”  他又是怎么应对的呢?  9月21日,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委员会议,商讨对日策略,蒋介石提出,“此时唯有诉诸公理,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,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……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,忍让至于相当程度,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。”  会议最终通过决定。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,在外交上“诉诸公理”,乞求国联制止日本。  9月22日,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,要求全国民众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,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”。  9月22日,蒋介石致电张学良,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,以防“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”。  由此可见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蒋介石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联,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准备和军事对抗,也没有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日军侵略,以至于日军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东北三省攻陷。  “不抵抗”政策连国民党内部人士都看不过去了。军统头子戴笠当时就提出:“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,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,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。”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:“所谓不抵抗者,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,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,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。民族主义,国民精神丧失已尽,安怪异族之长驱,如入无人之境也。”  虽然在对日军采取“不抵抗”政策,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剿灭在江西等地发展的中共和红军方面,依然是不遗余力——1932年12月,刚刚与日军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的蒋介石,就集中了40万兵力,对江西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。

 

事实上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,张学良倒是向东北军发出了密令《鱼电》,命令部属不得抵抗日军进攻。

1931年9月6日,张学良以《鱼电》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,称:

“辽宁政委会藏(式毅)代主席、边署荣(臻)参谋长鉴,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,应付一切,亟宜力求稳慎。对于日人,无论其如何寻事,我方务当万方容忍,不可与之反抗,致酿事端。即希迅速密令各属,切实遵照注意为要。张学良鱼子秘印。”

仅仅下令“不抵抗”倒也罢了,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北大营“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”,“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?实告君,吾早已令我部士兵,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,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。昨晚(即十八日晚)十时许,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,开枪相击,我军本未武装,自无抵抗,当被击毙三人。……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,又未宣告开战,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,令人不解,仍望国民冷静隐忍,勿生枝节。”这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,张学良接受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访问时所言。

9月19日下午,张学良接受《盛京日报》记者访问时又说:“昨夜接到沈电,惊悉中日冲突事件。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,亦无开战之理由,已经电沈,严饬其绝对不抵抗,尽任日军所为。”

9月20日晚,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,“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,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,中国军警不得抗拒,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。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,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,不得作报复行动,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,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。”

甚至到晚年,张学良依然不后悔当初采取的“不抵抗”主义。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”的对日政策,“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,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”,“这日本小兵在街上,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,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,故意挑衅。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,你来划火柴,老子就捅你一刀。但我下令,绝对不许反抗,任你捣蛋,老子就是不反抗,你再捣蛋、找借口,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,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。”“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,他捣了许多年了,捣了多少次了,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。”

蒋介石默许“不抵抗”主义难逃罪咎

 

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 真正下命令的竟然是他  今天又到了九一八纪念日,事件发生时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牢牢的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但是关于这个“不抵抗政策”的命令的究竟是谁发出的,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论,如今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,关于九一八的抵抗与不抵抗,这背后究竟有一段怎样的过往呢?  真假难辨的《铣电》  长期以来,在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,普遍认为,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,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“不抵抗”命令,张学良只是“忍痛”执行命令,当了“替罪羔羊”。  主要证据就是《铣电》,“北平。张副司令钧鉴。绝密。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,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 中正。”  此处的“张副司令”即为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,“中正”自然就是蒋介石了。据称,这一封被称为《铣电》的电文,是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对张学良发布的命令,要求其对日不抵抗。  蒋介石向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似乎符合其对日政策的基本逻辑。1928年5月3日,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“济南惨案”,屠杀中国军民逾万人。面对日军的挑衅,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,“禁止冲突,各军立回原地”,“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,以促国人觉悟,而博世界同情,再图对付”。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,蒋介石下令留下两团驻守济南,其余部队绕城而过,继续北伐。  另外,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,和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在回忆录中证实《铣电》的存在。  洪钫在回忆中说,“蒋介石于8月16日,曾有一《铣电》致张学良谓: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张学良曾将这个《铣电》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,一体遵守。”  赵镇藩则说,“……蒋指示暂不抵抗,准备好了再干,一切事先外交解决。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非暴力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,遇事要退让,军事上要避免冲突,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。”“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《铣电》(八月十六日),主要内容是:采取不抵抗政策,竭力退让,避免冲突,千万不要‘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,希转饬遵照执行’等语。”  但是这些指证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,当目前为止,这封神秘的《铣电》,始终没有出现于世间。有学者遍寻两岸文献档案,连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《蒋中正总统档案》,都不见此电影踪。张学良曾言,“终有一日将此事表白于天下的机会”。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早已过世,张学良也早脱离了软禁生涯,定居美国。可这封密电依然未见踪影——这就意味着,蒋介石的“不抵抗”命令,缺乏直接证据。  作为当事人之一,张学良的说法更是耐人寻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张学良表示“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,而被蒙上不抵抗的罪名,代蒋受过。”在西安事变时又称:‘九一八’发生後,我就主张抗日,蒋的命令不许抗日。”,“我将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,向全国公布!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!”  可到了晚年,张学良却一再否定“不抵抗”命令与蒋介石的关系。《张学良世纪传奇(口述实录)》中,张学良对询问此事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,“瞎说,瞎说,没有这事情。我这个人说话,咱得正经说话,这种事情,我不能诿过于他人。这是事实。”“我要声明的,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。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,是我自个儿的事情,是我的责任。”  如此前后矛盾,更令人对《铣电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  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命令倒是证据确凿  事实上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,张学良倒是向东北军发出了密令《鱼电》,命令部属不得抵抗日军进攻。  1931年9月6日,张学良以《鱼电》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,称:  “辽宁政委会藏(式毅)代主席、边署荣(臻)参谋长鉴,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,应付一切,亟宜力求稳慎。对于日人,无论其如何寻事,我方务当万方容忍,不可与之反抗,致酿事端。即希迅速密令各属,切实遵照注意为要。张学良鱼子秘印。”  仅仅下令“不抵抗”倒也罢了,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北大营“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”,“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?实告君,吾早已令我部士兵,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,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,存于库房。昨晚(即十八日晚)十时许,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,开枪相击,我军本未武装,自无抵抗,当被击毙三人。……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,又未宣告开战,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,令人不解,仍望国民冷静隐忍,勿生枝节。”这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,张学良接受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访问时所言。  9月19日下午,张学良接受《盛京日报》记者访问时又说:“昨夜接到沈电,惊悉中日冲突事件。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,亦无开战之理由,已经电沈,严饬其绝对不抵抗,尽任日军所为。”  9月20日晚,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,“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,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,中国军警不得抗拒,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。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,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,不得作报复行动,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,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。”  甚至到晚年,张学良依然不后悔当初采取的“不抵抗”主义。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”的对日政策,“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,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”,“这日本小兵在街上,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,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,故意挑衅。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,你来划火柴,老子就捅你一刀。但我下令,绝对不许反抗,任你捣蛋,老子就是不反抗,你再捣蛋、找借口,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,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。”“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,他捣了许多年了,捣了多少次了,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。”  蒋介石默许“不抵抗”主义难逃罪咎  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,尽管是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也并不能因此减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罪责。  事实上,蒋介石对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。  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社会各界和各团体纷纷发表抗日通电,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。  9月20日,北京大学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,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  当日,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,在得知事变消息后,立即对外发表了《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》,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!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!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!打倒一切帝国主义!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!”  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于当天发表声明,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东北。  一些国民党将领也致电蒋介石和张学良,表示愿意率部抗日,宁为战死鬼,不做亡国奴”。  对于日本的野心,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,他在日记中写道,“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,内部分裂时,而来侵我东省矣。”  他又是怎么应对的呢?  9月21日,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委员会议,商讨对日策略,蒋介石提出,“此时唯有诉诸公理,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,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……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,忍让至于相当程度,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。”  会议最终通过决定。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,在外交上“诉诸公理”,乞求国联制止日本。  9月22日,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,要求全国民众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,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”。  9月22日,蒋介石致电张学良,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,以防“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”。  由此可见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蒋介石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联,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准备和军事对抗,也没有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日军侵略,以至于日军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东北三省攻陷。  “不抵抗”政策连国民党内部人士都看不过去了。军统头子戴笠当时就提出:“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,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,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。”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:“所谓不抵抗者,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,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,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。民族主义,国民精神丧失已尽,安怪异族之长驱,如入无人之境也。”  虽然在对日军采取“不抵抗”政策,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剿灭在江西等地发展的中共和红军方面,依然是不遗余力——1932年12月,刚刚与日军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的蒋介石,就集中了40万兵力,对江西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。

 

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,尽管是张学良发出“不抵抗”命令,也并不能因此减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罪责。

事实上,蒋介石对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社会各界和各团体纷纷发表抗日通电,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。

9月20日,北京大学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,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

当日,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,在得知事变消息后,立即对外发表了《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》,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!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!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!打倒一切帝国主义!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!”

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于当天发表声明,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东北。

一些国民党将领也致电蒋介石和张学良,表示愿意率部抗日,宁为战死鬼,不做亡国奴”。

对于日本的野心,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,他在日记中写道,“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,内部分裂时,而来侵我东省矣。”

他又是怎么应对的呢?

9月21日,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委员会议,商讨对日策略,蒋介石提出,“此时唯有诉诸公理,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,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……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,忍让至于相当程度,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。”

会议最终通过决定。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,在外交上“诉诸公理”,乞求国联制止日本。

9月22日,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,要求全国民众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,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”。

9月22日,蒋介石致电张学良,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,以防“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”。

由此可见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蒋介石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联,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准备和军事对抗,也没有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日军侵略,以至于日军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东北三省攻陷。

“不抵抗”政策连国民党内部人士都看不过去了。军统头子戴笠当时就提出:“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,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,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。”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:“所谓不抵抗者,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,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,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。民族主义,国民精神丧失已尽,安怪异族之长驱,如入无人之境也。”

虽然在对日军采取“不抵抗”政策,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剿灭在江西等地发展的中共和红军方面,依然是不遗余力——1932年12月,刚刚与日军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的蒋介石,就集中了40万兵力,对江西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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