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聿明将军特赦后的人生揭秘,黄济人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在功德林改造时期

栏目:环球视野   发布时间:2020-12-05 08:38:57 

本文摘要:黄济人: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在功德林改造时期,不止一次骂傅作义:“要我死守天津,战至一兵一卒,他却贪生怕死,在北平搞和平起义,我算是把他看穿了,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,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!周恩来宴请获赦人员第二天,傅作义单独宴请陈长捷。

  笔者今天带你了解“杜聿明将军特赦后的人生”:

  全国解放后:

杜聿明将军被特赦后的沉浮人生?(背景材料)1949年,天津打下来后,陈长捷成了战俘。北平和平解放,傅作义被安排为水利部部长。

 

 黄济人:

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在功德林改造时期,不止一次骂傅作义:“要我死守天津,战至一兵一卒,他却贪生怕死,在北平搞和平起义,我算是把他看穿了,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,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!”每次骂到这里,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:“你不在天津硬打,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,所以,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,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!”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,自然听不到这些议论。周恩来宴请获赦人员第二天,傅作义单独宴请陈长捷。

  

全国解放后:杜聿明将军被特赦后的沉浮人生?

  陈长捷姗姗来迟,甩出冷冷一句:“按照我过去的脾气,今天是不会来的。”傅作义哈哈大笑道:“你我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班同学,你的火暴脾气,我还有不知道的么?好在你通情达理,大人大量,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,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。”陈长捷依旧沉着脸:“有屁就放,有话就讲。”傅作义神色凝重起来:“天津战事,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。由于我的犹豫,造成一战一和,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,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……”听到这里,陈长捷的眼眶湿了,他主动伸出手来,与傅作义握手言欢,尽弃前嫌。

  部分内容参考黄济人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、沈醉《我这三十年》等

  杜聿明、黄维、沈醉、文强等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从被俘及至获赦,身体上的自由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解脱。他们面临回归社会、重建生活、实现价值等多个“战场”,命运沉浮令人唏嘘

  65岁的黄济人每每看到案头上那本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,总有一种“言之未尽”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  30年前,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海内外,让身为作者的黄济人始料未及。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是国内第一本记录国民党战犯的书籍,它突破题材禁区以国民党军官为主人公,记述了原国民党军事将领、特务头子、党政要员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“改造”经过,在黄济人的笔下,国民党军官不再是影视作品中面目狰狞、不可一世的形象,相反,他们也曾在抗日战场挥洒热血,也有儿女情长,以及对战败者角色的“痛定思痛”。

  “战败者”这个词对于黄济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,他就是一名战败者后裔,黄济人的父亲是原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黄剑夫,守备川北重镇阆中古城时,黄剑夫最终挂出白旗,缴械投诚,后加入解放军,而他的舅父,则是被蒋介石称为“邱老虎”的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。

  遗憾的是,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只写到国民党战犯“改造”就戛然而止,而这些人获赦后的人生境遇却不为人知,“新生后的他们面临回归社会、重建生活、实现价值等多个‘战场’,况且他们还遭遇了‘文革’的冲击,经受了改革开放的洗礼,命运沉浮令人唏嘘。”黄济人说,这些都让他觉得有续写下部的必要。

  虽然下部写作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,但写作素材却早有积淀,在完成上部后,黄济人经杜聿明等人介绍,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,得以亲身与杜聿明、黄维、沈醉、文强等一起共事,从而获取了续写下部至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

  “如今父辈这批人都走了,我应该还原真实完整的历史。”黄济人说。

  从“将军”到“文人”

  邱行湘永远记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,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“特赦证”,作为第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,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
  七天后,十名获释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园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。“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?”周恩来问。

  志向——在这些人看来,原本戎马倥偬的抱负在成为战俘那天就戛然而止,经过十年思想改造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解甲归田,从此与世无争——杜聿明说他要当木匠,杨波涛表示他更倾向做一名农民,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气,可以当一名搬运工。

  “你们的志向很好,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,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,历史有正面和背面,它不光为胜利者拥有,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。”周恩来微笑着说。

  邱行湘一行人对总理的话颇感意外又摸不着头脑,周恩来继续说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,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,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。“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,身份就是国家干部”。周恩来挥了挥手说。

  从战犯到国家干部,从“将军”到“文人”,这样的角色转换让邱行湘们既惊喜又惴惴不安。

  三个月后,周恩来的承诺兑现。

  此时邱行湘已回到南京,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,第一件事就是阅读《文史资料选辑》,某天读到《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》这篇文章时,邱行湘呆住了,作者正是与他分别不到三个月的杜聿明。

  对于杜聿明来说,促使他完成这篇文章的部分动力来自陈毅的一句“揶揄”。一天,杜聿明接到国务院通知,陪同周总理宴请英国元帅蒙哥马利,席间杜聿明神色凝重沉默寡言,周恩来为打破沉默的气氛向蒙哥马利介绍:“杜聿明先生是我国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战场的最高指挥官,指挥过百万大军呢!”蒙哥马利突然问杜聿明:“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?”杜聿明愣怔了一会儿,随即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:“都送给他了。”陈毅没有笑:“你哪里有那么大方?你的百万大军是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!”杜聿明一时无言以对,这时周恩来出来打了圆场:“不以成败论英雄,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,也不失壮士断腕勇气。”

  事后,杜聿明忍不住向杨伯涛发“牢骚”:“陈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,但是国民党军队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。”杨伯涛一个劲点头,突然叫起来:“你可以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,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,正是在你的帮助下,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……”

  杜聿明说写就写,连续“作战”5个夜晚后,2万多字的《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》完成,杜聿明在结尾这样写道:“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后控制了云南,表面上扩大了地盘,增强了实力,殊不料为以后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埋下了伏笔。”

  明面上,邱行湘为杜聿明的文章感到“钦佩”,但由于两人分属原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,邱行湘暗自较上了劲,不久《洛阳战役蒋军就歼实》写成,邱行湘一直对当年孤守洛阳耿耿于怀,这从文章里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二:“我为了防守固地,只有‘通天一术’,于是连电蒋介石,迅速由北平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防,可是蒋介石说气候的原因空运困难,最终没有结果。”

  在黄济人看来,周恩来对待国民党战犯的“宽厚”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,他发明的“文史专员”职位,不仅让本毫无生存尊严的“战犯”们能够体面生活,而且将战犯的社会价值发挥到极致,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背景的时代,周恩来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共产党元帅们的一致质疑和反对。“平心而论,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支持,但是毛泽东对战犯的‘关心’是站在“成功者”与“失败者”的角度,某种程度而言有一种优越感,周恩来则不同。”黄济人说。

  这一劫,他们注定逃不掉

  1966年那个春天,文强站在高墙之下目送着第六批获释人员背影,久久不愿离去,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回望到这一幕,忍不住再进功德林,与文强相拥而泣。“好饭不嫌晚,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释。”文强反倒安慰起方靖来。

  事实上,文强的内心是很焦急的,在第五批特赦战犯名单里没有他的时候,有人就建议文强:“唯一办法是给表哥毛泽东写信。”文强冷冷一笑:“他要想救我,我就不会进来了。”

  两个月后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文强的“特赦梦”彻底破灭。失去精神支柱,文强整日萎靡不振,神经衰弱,而他的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。

  文强没有想到,比起高墙外经历的那场浩劫,能继续接受“改造”其实是一种幸运。

  1968年,曾获特赦的原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陈长捷因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冲击,与妻子双双自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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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邱行湘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如刀割,上海其他获赦人员告诉邱行湘,陈长捷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,红卫兵冲进他的房间举鞭就抽,陈痛得满地打滚,而他体弱的老伴根本无力制止,只好跪地求饶,凄楚的哀鸣声换来的却是红卫兵的大笑。等红卫兵扬长而去后,一直咬紧牙关、汗如雨下的陈长捷撕心裂肺喊道:“毛主席啊毛主席,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,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啊!”

  邱行湘没有想到妹夫黄剑夫也难逃厄运,虽然他不属于战犯,但现在的罪名是“现行反革命”,在看守所里遭到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后,黄剑夫奄奄一息,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当时尚年幼的黄济人,清楚地记得父亲在被逮捕前对母亲说的一句话:“要相信共产党,我很快就会回来的!”

  作为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人员,沈醉却在此时“二进宫”,这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,深得戴笠信任。当逮捕他的汽车路过功德林时,这里已经夷为平地,沈醉此时尚不知道未获赦的战犯已经转至抚顺,他有些惴惴不安:尚未获赦的战犯看见自己会如何作想?倘若地下有缝,他会钻进去的。

  清晨时分,汽车驶进了秦城监狱,沈醉被安排在单间,这是专门囚禁国家级要犯的地方,“还升级了”,沈醉自嘲,但是他想不通,自己犯下了怎样的弥天大罪,可是一连好多天,都没有人审问他。

  终于在半月后,审讯室大门为沈醉打开,气氛神秘,主审问:“在你所写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中,你提到军统直属通讯员崔万秋这个人物,他和什么人来往最密切?”

  沈醉立刻明白主审的“用意”,崔万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编辑,经常写吹捧演员蓝萍的文章,作为投桃报李,蓝萍自然是崔万秋家里的常客,而蓝萍正是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。

  多年后,沈醉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感叹:“一生中我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,就是在四人帮帮凶的刑讯逼供下,没有承认认识与崔万秋有密切关系的人,事后我得到确切消息,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,为了要讨好正在企图篡夺党权的江青,还下条子要枪决我。”

  在采访的过程中,黄济人多次问到这些特赦战犯们对“文革”的看法,大部分人表示一种释然的态度:“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这场运动主要斗争对象,但是我们是不可避免被铲除清理的群体,可是想起共产党元帅的遭遇,我们还有什么怨言?”

  “父辈这帮人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,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无奈接受,这一劫是他们注定逃不掉的。”黄济人说。

  房子在地球上,地球在房子里

  至今黄济人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维的情景,当黄维看到黄济人破旧的鞋袜时,就质问他:“你怎么这么穷?是不是好吃懒做?”黄济人尴尬地回答说不是。转而黄维深深叹了一口气:“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。都是我们打了败仗,才让你们吃苦。”

  尽管如此,刚开始黄维还是谢绝了黄济人的采访请求。他对黄济人说:“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,事情就让它过去;你要写,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,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。”

  倔强如牛的黄维,始终不肯“认罪”。这位原国民党中将是很多人眼里的“书呆子”,在“改造”的27年中,唯一的乐趣和追求就是发明永动机。

  1975年3月19日,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,黄维代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,宣读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,这不是他本人所写,倒也读得朗朗上口,当他读到一半的时候,突然放下讲稿,即兴演讲起来:“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,我之所以要发明永动机,就是要把三年内战的损失夺回来,以补偿罪孽之万一,这有什么不好啊!”

  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,现场掌声雷动,在接过特赦证填写决定去向时,黄维坚定地说:“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。”

  1989年,黄维在全国政协七届会议期间不幸病逝,他的手里,还有一份“尽快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政策”的未交提案,特赦后很多曾经的国民党战犯都成了政协委员。

  而杜聿明则很配合采访,黄济人在全国文史办公室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杜聿明资料,为写《杜聿明传》而准备,然而在1981年5月27日这天,所有采访终止,杜聿明逝世,在临终前他拉着妻子曹秀清的手艰难地嘱咐道:“我死后你哪里也不要去,共产党待我不薄,出去会招人话柄。”

  让曹秀清伤心欲绝的是,当她发电报给台湾当局负责人蒋经国,请求他允许在台子女返陆奔丧时,迟迟得不到回音,虽然她知道那时台湾当局有个政策“凡是被共产党释放的前国民党人,统统是叛徒,台湾拒绝接收”,但是蒋经国竟阻止骨肉亲情的最后相见,这让曹秀清心寒之极,最终他等来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慰问。

  在杜聿明葬礼上,黄济人踮起脚尖看到了前排的邓小平,他发现邓小平的眼圈红了,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,恩仇都化作历史。

  邱行湘却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,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邱行槎,怀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,邱行湘转道香港办理了“台湾地区旅游证”,见到50年未见的兄弟,他老泪纵横。

  邱行湘离开台湾的前一天,台湾“国家安全委员会”秘书长蒋纬国要为他送行,按时到达赴约地点后,一个自称“国防部抚恤基金会”办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,“我知道您在大陆生活艰难,请您在下面签字。”邱行湘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,他笔一摔,淡定地说道:“我在大陆收入宽裕,我这次来台是探亲访友,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钱。”

  同是那次送行,蒋纬国要邱行湘谈谈台湾观感,邱行湘说:“我在台北看到一个书名叫《匪情年鉴》,这样的书名以后不要用了,现在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岸三通,不应该再骂来骂去了。”

  黄济人说父辈这批人有着相同的人生遗憾,他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,所以投笔从戎来到黄埔军校,但这种梦想被突然中断,他们觉得人生是失败的,以后的日子注定苟延残喘,但是这样的结局是历史造成的,所以认命是他们普遍的心态。

  耄耋之年时,文强曾又一次来到文史办公室,也许这个房子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,他推门走进去,忽然听到了艾青的一首诗:房子在地球上,地球在房子里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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